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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莹:启蒙的悖论及其解决

归档日期:07-25       文本归类:非操纵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记者 李秀伟 通讯员 韩蒙)2019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举办的“贡院哲学”论坛第二期在哲学所931会议室举行,特邀清华大学哲学系夏莹教授作了题为《启蒙的悖论及其解决》的学术报告。论坛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主任毕芙蓉研究员主持。在本次论坛中,夏莹教授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释:启蒙精神的诞生、启蒙精神的本质及其悖论、康德和福柯等人对启蒙悖论的解决路径以及马克思与启蒙精神的思想关联。

  在夏莹教授看来,启蒙精神的诞生与“上帝之死”是内在同步的。“上帝之死”的后果一方面造成人的认知确定性失去了超验性的保障,形成了形而上学层面的理论控场,另一方面导致人作为世界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确定性的可能性保障正在拓展其普适性范围。为此,思想界开始尝试以有限的人的主体性原则来重新确立这种确定性,将有限的人规定为一种理性之人。

  夏莹教授强调,有限的人并非全知全能,有限的个体的理性,即作为能力、力量的个人理性,不是一种静态旁观的理性,而是动态性的。然而,启蒙理性的动态化却面临着潜在的悖论:即有限理性的无限化趋向。费希特在自我的本原行动中通过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显露了有限自我的无限化倾向,导致了自我悖论的出现,而黑格尔通过辩证法的自否定消解自我悖论,但是在扬弃个体理性的有限性时,却将理性自身转变为上帝,成为新的神学,走向了启蒙精神的反面。康德警惕地觉察有限个体理性的界限时,他一方面提出要勇敢运用理性,一方面又说要在一定限度内运用理性。这样,避免了理性膨胀,似乎又会使启蒙理性变为静态的旁观。

  在康德与福柯反思启蒙的哲学方案中探索解决启蒙悖论的可能路径问题上,夏莹教授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保持启蒙的动态性的基础上,同时不陷入到启蒙的自我悖论当中?康德在将启蒙界定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同时,也尤为强调这种理性是要在一定限度内运用的。不过,尽管在一定界限内的理性运用防止了启蒙的僭越,却也出现使启蒙理性变成为了静态的旁观问题。在康德之后,福柯一方面将康德对于启蒙的理解解读为一种“界限态度”(limite-attitude),防止启蒙的自我悖论再次出现;另一方面在谱系学而非先验哲学意义上指出,“把以必然性界限形式展开的批判,转化为以某种可能性逾越(franchissement)形式出现的实践批判”,保持了启蒙理性的动态性。

  夏莹教授指出,由康德提出并被福柯强调的启蒙精神的“界限态度”“界限意识”,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被理解和改造为:作为有限理性的个人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就是通过“批判”探寻突破界限的可能性条件。这种批判过程包括:第一,通过异化批判将人的解放路径与私有财产的扬弃关联起来;第二,通过思辨批判从思辨逻辑中拯救出现实的个人;第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现实的个人突破资本社会界限的历史性条件。在“现实的个人突破界限的可能性条件”层面反思马克思的解放逻辑,即有限个体在可能性条件之下的逾越,是批判性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主题、界限意识和实践指向。

  在夏莹教授的报告后,“人的认知限度到底来自何处”“自由是否可以被给予”以及“宗教因素之于资本文明中的作用”等问题激发着与会学者的探究热情。

  在互动交流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的各位老师及与会人员,就特里尔的启蒙传统与马克思思想起源、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的比较、福柯与当代激进左翼理论的关系、有限性和无限性命题在马克思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具体呈现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整个论坛持续近3个小时,报告内容丰富,对话中思想碰撞,启迪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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