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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各国防守的战略要地

归档日期:09-11       文本归类:防御阵地前沿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地点,有战役做例子的话最好,要古代称呼。如果有对地点的解释(为什么是战略要地)也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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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所在的位置,就注定了它是分裂时期,各国必争的战略要地。古时的战略要地,无非就是交通要塞、富有、物产丰富、地势险要、山水能作为屏障的地方。襄阳,很不走运的把这些因素全占了。襄阳东面有大别山脉和桐柏山脉,再东面就是淮河,西面有秦岭山脉,再往西就是西川诸山脉,都是属于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如果想避开这些天然的山脉南下或者北上,襄阳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襄阳地处于平原之上,正好是桐柏山和秦岭之间的一个大缺口,谁占了谁就有优势,而且襄阳位于唐河与白河的交汇之处,两河合流之后又流入汉江,襄阳城就建在这三江交汇之上,前有江河阻挡,背有岘山,虎头山,等诸多小山脉的依靠,在整个襄阳地区,也只有襄阳城是唯一的攻击点。襄阳的地势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南方政权攻占襄阳,可以完全遏制北方从汉水南下的企图,同样,北方政权攻占襄阳,那就等于抱着发令枪了,主动权在自己手上,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当年关羽率大军攻击襄阳,目的就是想占据襄阳北上的要道,伺机再进攻许昌地区。后来东吴放弃了攻打合肥的计划,转而冒背盟弃约的大险夺攻打关羽,目的也是要把襄阳这个咽喉要道控制在自己手中。虽然吴军没有攻打襄阳城,但是控制了襄阳南面的江陵和彝陵,打下了自己的西大门,孙权也有了安枕江东的资本。刘备起兵伐吴,为关羽报仇是一方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夺回襄南地区,完成进军中原之目的。而此时的魏军只需要占据襄阳就没事了,坐山观二虎相斗,结果刘备差点丢了老本,孙权也伤元气,为了襄阳,三国可谓是不惜血本。在赤壁大战之前,襄阳的战略价值不太高,不过曹、刘、孙刮分荆州后,襄阳成了三方的共同前线,因而成为争夺的重点。孙权称帝之后,也有过几次攻打襄阳的计划,不过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魏军因为水军一直都不强,很难从襄阳南下,因而襄阳的价值在三国早期并不明显,起码没有达到南宋那种丢襄阳就灭国的程度。

  东吴之所以没有血拼襄阳,是因为他们手中还捏着江夏。吴军只要守住了江夏,一样可以抵挡住魏、蜀的进攻。三国时期,江夏的位置大概在地图的正中央附近,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市,北临长江,西有汉江,四周有一些小山地。现在武汉的周围是富饶的江汉平原,但是在三国时期,江汉平原全部都是长江洪泛区,通俗点说就是沼泽地。古代军队即使再能战,碰见沼泽也肯定是要绕道的,问题是江夏这个地区几乎都是洪水可以淹没的地方,如果要控制江夏,就必定要用水军才行。蜀、魏水平实力都不强,吴军水师一家独大,这就注定了他们要占据江夏。拥有了江夏,东吴,向东北可攻打淮南,威慑寿春、合肥。往西北可以挺进襄阳,攻取樊城,如果能将合肥、江夏、襄阳三地看做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品字型的战略体系无疑就是南方或者北方威慑对手的最好酬码。可惜东吴一直无法拿下襄阳和合肥,往北扩疆的目的一直没有达到。不过能守住江夏,东吴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当时孙坚和刘表之争,争的就是江夏,因为不拿下江夏,江东就没有安全感可言,刘表在江夏进可攻退可守,江夏就是荆州和扬州交接的位置,谁占了谁就有优势。东吴图谋江夏不是一两年了,孙坚战死,黄祖成名,后来靠了周瑜才打下江夏,刘备后来南逃不攻襄阳偏偏逃到江夏,主要原因还是襄阳没有防御纵深,如果占据了江夏,就有了可依靠的东吴。东吴建立之初,江夏一直是东吴的西线指挥部,为了对抗刘备,孙权在江夏的南面建都,修建武昌城,意为“以武昌国”。孙权将都城搬回建业后,江夏也一直是吴军的前沿主战场,陆逊的大本营就在江夏,吴、魏两军为了江夏也不知道损失了多少。总的来说,江夏的战略价值就在于他是东吴的命根子,没有江夏东吴就不太平。

  处于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间,在三国时代可谓是决定蜀汉生死的战略要地。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割据对峙时,通常当汉中地区为南方势力所控制时,双方以秦岭为界;当汉中地区为北方势力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险要以作抵抗。汉中作为夹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的盆地,它的防御价值自然是不多说。而且汉中还是夹在关中与四川之间的重要生产基地,谁占了都有优势,诸葛亮五次北伐,靠的就是汉中这个前沿基地,如果没有汉中,蜀军根本没有北伐的可能性。中国自古以来,关中为兵家必争的地方,谁占了关中谁就能称王称霸,而蜀中诸侯如果要抵御关中诸侯的进攻,唯一的方面就是守住关中南面的秦岭,秦岭山脉奇险无比,任何人从秦岭过路都是非常困难的,从关中突破秦岭防线,汉中就是唯一的选择。当年刘备听说就听说曹操攻陷了汉中后,不顾自己刚拿下西川所处于的混乱现实,掏空了老本和曹操争汉中,最后连成都的伙夫都上了前线。刘备此举,无非就是要拼下汉中,利用汉中的天然屏障做掩护,保护西川腹地。便蜀汉建立之间,汉中和荆州是刘备的两块心肝宝贝,从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则可以直捣吴国的腹地;从汉中可以北攻长安,出潼关,攻打洛阳。占据二地,蜀汉可以处于对魏吴均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荆州失陷后,刘备不敢再有闪失,看看他派魏延镇守汉中,张飞在阆中做后应就可以知道,刘备就算拼空了西川老本,也是要守汉中的。而且还是全面防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绝对不让一个魏军进汉中。以一州之人力、物力、财力防守一个郡,这笔帐绝对是值得的。如果照这种打法打,依蜀军的实力,魏军起码也得损失十几万兵力才有可能拿下汉中,而且还必须连续攻击,让蜀汉没有喘息的机会,才有可能将蜀军主力全部消耗殆尽。只可惜姜维自大,企图用6万人围歼18万魏军,大打城市攻防战,这种单纯的城市攻防战,意味着汉中已经尽失天险,再也没有了据险而守的可能,各险关被全部占领,再守汉中就相当于瓮中之鳖了。姜维在围歼失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6万蜀军反被魏军挤出汉中,白白损失了汉中这个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其后的剑阁之战也没有了意义,因为大巴山并没有汉中一带完整的防御体系。丢掉了汉中,也就等于丢掉了整个蜀汉。

  合肥在整个中国历史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在三国时期,绝对是重要的战略基地。合肥地处淮南,淮南之间一马平川,整个地带只有合肥建在高地上,具备俯瞰江淮的优势。而且合肥距当时淮南的中心寿春大约有200 多里,依正常行军起码需要三天。哪个主帅敢弃合肥直接攻打寿春?那就等于把自己置于背腹受敌的境地了。而且对于东吴来说,他们没有完整的骑兵,除了水师就是步兵,步兵作战完全靠的是士气。所以如果不拿下合肥,东吴不可能攻打寿春,如果不拿下寿春,那淮南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淮南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自古就不重,淮河太容易突破,而且淮南一马平川,既适合步兵作战,也适合骑兵。淮南对于南方政权而言,要则全要,失则不如全失,守半个淮南是肯定守不住的。对于淮南,孙权一直都渴望全部归自己所有,而且孙权对徐州也一直有企图。愿望非常多,不过想要实现,首要任务就是攻下合肥。所以对于东吴而言,合肥的战略价值太大,逼得他们不得不玩命的去攻。作为另外一方,魏军大将满宠也看到了合肥的重要性,因为吴军多次从庐江合肥一带进攻淮南,满宠向魏明帝上表: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来攻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陈述了合肥对于魏国的重要性,经过辩论,魏明帝采纳了满宠的建议,在合肥旧城外30里建新城。相对于旧城,新城纯粹是一个军事据点,西晋统一之后,新城没有了前沿的价值,最后也就废弃了。不过在当时,合肥新城的战略意义非常明显,就在新城建成之后当年及第二年,孙权两次率10大军攻合肥,两次都被满宠打败。这两次加上被张辽打败的那次,孙权在合肥栽了三次跟头,而且这三次都是典型的以多打少,最后被打败的案例。(假想一下,如果吴军的统帅是孙策,战绩应该没这么耸吧?)孙权连栽跟头后对开疆扩土失去了信心,他死后不久,东吴权臣诸葛恪趁司马师废曹芳及头一年丁奉雪战之胜,大举攻合肥,魏军牙门将张特率三千人固守。结果吴军攻城三个月,双方都打得疲惫不堪,眼看城要破了。这时张特耍了个花招,他派人跟诸葛恪说:“我们魏国法令规定,围城百日外降,不株连守城者家属。现在已经九十多天了,您再缓这么几天,满了百日,俺们就好降了。”诸葛恪一贯骄傲自大,也没细琢磨就答应了,下令停止攻城。没曾想张特玩的是缓兵之计,一见吴军后退,立刻连夜抢修工事,到第二天,他站在新修好的城墙上大骂诸葛恪弱智。诸葛恪给气得八窍生烟,吴军士气也极其低落,后来东吴军中流行瘟疫,东吴第四次围攻合肥也以惨败收场。诸葛恪回国后,被孙峻发动政变杀死,东吴陷于内斗,再也无力发动攻势,西晋建立之后,晋军沿汉水而下,破建业,东吴覆灭。合肥的战略意义也就此终结。

  展开全部三国鼎立时期的战略要地主要有淮南、荆州、汉中。淮南、汉中分别为魏吴、魏蜀的边境地,而荆州为三国接壤,且当时各占一部,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曹操于荆州赤壁战败还北方后,成功地进行渭南之战,全据关中,同时在谯(今安徽亳州)开辟水军训练基地。面对孙权、刘备两个对手,采取东攻西守或西攻东守的方略,力避两面作战。先与孙权争夺淮南之地,取得合肥之战的胜利,遏制了孙权攻势。后与刘备争汉中不利,乃集中兵力,与孙、刘争荆州。

  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引发了樊城、江陵、夷陵三次大战。刘备进取巴蜀,激起孙权不满。刘备夺取汉中,镇守荆州的蜀汉名将关羽也率军自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北上,围攻襄阳、樊城(今襄樊)曹军,更使曹魏震动。曹操采纳司马懿等人的计谋,进一步离间孙权、刘备,促成孙权遣军袭取江陵,击杀关羽,而曹魏坐收渔人之利。刘备企图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不顾群臣反对,自统大军攻吴。孙权求和不成,进一步与魏修好,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5万拒蜀军,采取后退避锐、集中兵力、相机决战的方略,于章武二年(222)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蜀汉因此国力大损,孙吴亦有北顾之忧,战后双方重修旧好以抗强魏,致三国又有较长时期的鼎立。

  曹魏促使吴、蜀相互削弱,自身赢得休养生息的时机,国势日益强盛。其间曹操病亡,曹丕称帝,以魏代汉,筹谋南进。孙吴及时调整部署,转而对付曹魏。凭借长江天险和相对强大的水军,先是击退魏军三路进攻,继又两次迫退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境)的魏军,使曹丕至死未能越长江一步。

  夷陵之战后不久,刘备病亡,南中(约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地区的汉、夷豪强势力反蜀。辅政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统兵分三路向南中进军,以攻心为上,辅以攻战,平定南中,加强了夷、汉间交往,促进了南中发展。蜀汉后方得以巩固后,诸葛亮对内继续发展经济,精心治军,不断增强国力,对外加强联吴,为北向攻魏创造条件。建兴五年诸葛亮统10万大军北屯汉中,拉开攻魏之战的序幕。不用部将出子午道(今陕西安康过秦岭至西安)直攻长安(今西安西北)的建议,而实行先攻陇右、再取秦川(关中一带)的谨慎方略。因次年马谡失街亭(今甘肃天水东南,一说今张家川北),蜀军还汉中。后统军数万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不能速决,粮尽而退。继又数次与魏大将军司马懿等交战,但直至十二年病亡,诸葛亮攻魏之战未获重大战果。

  孙吴虽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江境),遏制了曹魏攻势,却无力北进,乃一面抗魏,一面巩固南方和向海上发展。黄龙二年(230),遣将卫温等渡海至夷洲(今台湾),获数千人而还。后又两次遣将航海至辽东,联络公孙渊,以牵制曹魏东北。魏明帝曹佰发兵攻讨公孙渊失利后,于景初二年(238)改令太尉司马懿征辽东,平定辽东、玄菟、乐浪、带方等四郡。

  司马懿成功地阻遏诸葛亮进攻和征战辽东,威望益高,权势日重。及明帝病亡,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辅八岁太子曹芳登基。曹爽惧司马懿得势,急于建功树威,贸然率军攻蜀,兵败兴势(今陕西洋县北)。司马懿以年老多病辞职,韬光养晦,暗养心腹死士,又和太尉蒋济配合,于正始十年(249)发动兵谏,处死曹爽,独揽军政大权。又出兵淮南,平息王凌的反叛。其后,司马懿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平定称丘俭、诸葛诞之乱,彻底铲除史称“淮南三叛”的曹氏势力。曹魏政权已是名存实亡,司马氏至此完成代魏准备。

  三国后期,吴、蜀渐趋衰弱,联盟已不能抗衡魏国。孙权病亡后,吴虽有过抗击魏军获胜的东兴之战,但已是强弩之末。蜀汉姜维多次征战陇西,但败多胜少,推进中原的梦想早已破灭;兵力严重不足,汉中外围要点也被迫放弃,退守汉、乐二城。而魏国司马氏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统一天下的条件逐渐成熟。针对蜀汉弱孝边境无备的状况,定下先灭蜀再顺江吞吴的战略决策,景元四年(263),独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遣军分三路攻蜀,当主力受阻于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后,名将邓艾过阴平小道出奇兵,魏灭蜀汉之战告捷。

  魏咸熙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公开以晋代魏,加紧灭吴准备。蜀汉已灭,吴国唇亡齿寒,加之政治腐败,致使人心背离,发生吴西陵督步阐据城叛吴降晋。吴国名将陆抗随机应变,于凤凰元年(272)迫退晋军,取得平步阐之战的胜利,迟滞了晋灭吴战略意图的实施。晋经过长达八年的准备,于咸宁五年(279)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发兵20余万,自巴蜀、襄阳、寿春、下邳等六路进军,以空前规模的水陆军协同作战,直取建业(今南京),一举灭吴。

  历史地位及作用三国时期战争,促进了由分裂局面到三家局部统一,进而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诸方面的较大发展。战争的形态有了新的发展,出现水、步、骑兵配合的大规模作战。各国注重发展适应本国地理特征的兵种,曹魏的骑兵,孙吴的水军,蜀汉的步兵,战斗力均较强。随着战争对象的多极化,及敌我双方所处战略态势的复杂,军队部署、谋略运用都有不少范例,其中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谋略尤为出色。诸葛亮审时度势制定的《隆中对》,虽后来形势变化而未能完全实现,仍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较完整的战略计划。军事外交频繁,联盟战略灵活,三家进行的赤壁大战和争夺荆州,堪称范例。对边远民族地区的作战中,“攻心为上”也有更出色的运用。作战方法上,诸葛亮推演阵法所作“八阵图”,以及广泛使用的火攻、奇袭、伏击、地道等,均为后世传扬。

  随着战争发展,统帅指挥机构已趋健全,鼎立三方都善于选将用人,依靠他们策划和进行战争;同时促进了一些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中外军体制的形成,世兵制的实行,参谋制度的完善,影响深远。后勤保障越来越注意后方供给基地的建设,均实行空前规模的屯田。军队装备有明显改进,蜀汉创制一发十矢的连弩,适宜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改进的钢刀,曹魏所制发石车、指南车,大量使用的马铠,孙吴大量制造的各种性能良好的船只,均很著名。

  三国时期的军事理论研究,随着丰富的战争实践不断深入。曹操的《孙子注》开创整理研究《孙子兵法》先河。诸葛亮的军事论述很受后人推重。

  襄阳所在的位置,就注定了它是分裂时期,各国必争的战略要地。古时的战略要地,无非就是交通要塞、富有、物产丰富、地势险要、山水能作为屏障的地方。襄阳,很不走运的把这些因素全占了。襄阳东面有大别山脉和桐柏山脉,再东面就是淮河,西面有秦岭山脉,再往西就是西川诸山脉,都是属于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如果想避开这些天然的山脉南下或者北上,襄阳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襄阳地处于平原之上,正好是桐柏山和秦岭之间的一个大缺口,谁占了谁就有优势,而且襄阳位于唐河与白河的交汇之处,两河合流之后又流入汉江,襄阳城就建在这三江交汇之上,前有江河阻挡,背有岘山,虎头山,等诸多小山脉的依靠,在整个襄阳地区,也只有襄阳城是唯一的攻击点。襄阳的地势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进可攻退可守。南方政权攻占襄阳,可以完全遏制北方从汉水南下的企图,同样,北方政权攻占襄阳,那就等于抱着发令枪了,主动权在自己手上,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当年关羽率大军攻击襄阳,目的就是想占据襄阳北上的要道,伺机再进攻许昌地区。后来东吴放弃了攻打合肥的计划,转而冒背盟弃约的大险夺攻打关羽,目的也是要把襄阳这个咽喉要道控制在自己手中。虽然吴军没有攻打襄阳城,但是控制了襄阳南面的江陵和彝陵,打下了自己的西大门,孙权也有了安枕江东的资本。刘备起兵伐吴,为关羽报仇是一方面,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夺回襄南地区,完成进军中原之目的。而此时的魏军只需要占据襄阳就没事了,坐山观二虎相斗,结果刘备差点丢了老本,孙权也伤元气,为了襄阳,三国可谓是不惜血本。在赤壁大战之前,襄阳的战略价值不太高,不过曹、刘、孙刮分荆州后,襄阳成了三方的共同前线,因而成为争夺的重点。孙权称帝之后,也有过几次攻打襄阳的计划,不过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魏军因为水军一直都不强,很难从襄阳南下,因而襄阳的价值在三国早期并不明显,起码没有达到南宋那种丢襄阳就灭国的程度。

  东吴之所以没有血拼襄阳,是因为他们手中还捏着江夏。吴军只要守住了江夏,一样可以抵挡住魏、蜀的进攻。三国时期,江夏的位置大概在地图的正中央附近,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市,北临长江,西有汉江,四周有一些小山地。现在武汉的周围是富饶的江汉平原,但是在三国时期,江汉平原全部都是长江洪泛区,通俗点说就是沼泽地。古代军队即使再能战,碰见沼泽也肯定是要绕道的,问题是江夏这个地区几乎都是洪水可以淹没的地方,如果要控制江夏,就必定要用水军才行。蜀、魏水平实力都不强,吴军水师一家独大,这就注定了他们要占据江夏。拥有了江夏,东吴,向东北可攻打淮南,威慑寿春、合肥。往西北可以挺进襄阳,攻取樊城,如果能将合肥、江夏、襄阳三地看做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品字型的战略体系无疑就是南方或者北方威慑对手的最好酬码。可惜东吴一直无法拿下襄阳和合肥,往北扩疆的目的一直没有达到。不过能守住江夏,东吴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当时孙坚和刘表之争,争的就是江夏,因为不拿下江夏,江东就没有安全感可言,刘表在江夏进可攻退可守,江夏就是荆州和扬州交接的位置,谁占了谁就有优势。东吴图谋江夏不是一两年了,孙坚战死,黄祖成名,后来靠了周瑜才打下江夏,刘备后来南逃不攻襄阳偏偏逃到江夏,主要原因还是襄阳没有防御纵深,如果占据了江夏,就有了可依靠的东吴。东吴建立之初,江夏一直是东吴的西线指挥部,为了对抗刘备,孙权在江夏的南面建都,修建武昌城,意为“以武昌国”。孙权将都城搬回建业后,江夏也一直是吴军的前沿主战场,陆逊的大本营就在江夏,吴、魏两军为了江夏也不知道损失了多少。总的来说,江夏的战略价值就在于他是东吴的命根子,没有江夏东吴就不太平。

  处于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间,在三国时代可谓是决定蜀汉生死的战略要地。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割据对峙时,通常当汉中地区为南方势力所控制时,双方以秦岭为界;当汉中地区为北方势力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险要以作抵抗。汉中作为夹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的盆地,它的防御价值自然是不多说。而且汉中还是夹在关中与四川之间的重要生产基地,谁占了都有优势,诸葛亮五次北伐,靠的就是汉中这个前沿基地,如果没有汉中,蜀军根本没有北伐的可能性。中国自古以来,关中为兵家必争的地方,谁占了关中谁就能称王称霸,而蜀中诸侯如果要抵御关中诸侯的进攻,唯一的方面就是守住关中南面的秦岭,秦岭山脉奇险无比,任何人从秦岭过路都是非常困难的,从关中突破秦岭防线,汉中就是唯一的选择。当年刘备听说就听说曹操攻陷了汉中后,不顾自己刚拿下西川所处于的混乱现实,掏空了老本和曹操争汉中,最后连成都的伙夫都上了前线。刘备此举,无非就是要拼下汉中,利用汉中的天然屏障做掩护,保护西川腹地。便蜀汉建立之间,汉中和荆州是刘备的两块心肝宝贝,从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则可以直捣吴国的腹地;从汉中可以北攻长安,出潼关,攻打洛阳。占据二地,蜀汉可以处于对魏吴均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荆州失陷后,刘备不敢再有闪失,看看他派魏延镇守汉中,张飞在阆中做后应就可以知道,刘备就算拼空了西川老本,也是要守汉中的。而且还是全面防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绝对不让一个魏军进汉中。以一州之人力、物力、财力防守一个郡,这笔帐绝对是值得的。如果照这种打法打,依蜀军的实力,魏军起码也得损失十几万兵力才有可能拿下汉中,而且还必须连续攻击,让蜀汉没有喘息的机会,才有可能将蜀军主力全部消耗殆尽。只可惜姜维自大,企图用6万人围歼18万魏军,大打城市攻防战,这种单纯的城市攻防战,意味着汉中已经尽失天险,再也没有了据险而守的可能,各险关被全部占领,再守汉中就相当于瓮中之鳖了。姜维在围歼失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6万蜀军反被魏军挤出汉中,白白损失了汉中这个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其后的剑阁之战也没有了意义,因为大巴山并没有汉中一带完整的防御体系。丢掉了汉中,也就等于丢掉了整个蜀汉。

  合肥在整个中国历史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在三国时期,绝对是重要的战略基地。合肥地处淮南,淮南之间一马平川,整个地带只有合肥建在高地上,具备俯瞰江淮的优势。而且合肥距当时淮南的中心寿春大约有200 多里,依正常行军起码需要三天。哪个主帅敢弃合肥直接攻打寿春?那就等于把自己置于背腹受敌的境地了。而且对于东吴来说,他们没有完整的骑兵,除了水师就是步兵,步兵作战完全靠的是士气。所以如果不拿下合肥,东吴不可能攻打寿春,如果不拿下寿春,那淮南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淮南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自古就不重,淮河太容易突破,而且淮南一马平川,既适合步兵作战,也适合骑兵。淮南对于南方政权而言,要则全要,失则不如全失,守半个淮南是肯定守不住的。对于淮南,孙权一直都渴望全部归自己所有,而且孙权对徐州也一直有企图。愿望非常多,不过想要实现,首要任务就是攻下合肥。所以对于东吴而言,合肥的战略价值太大,逼得他们不得不玩命的去攻。作为另外一方,魏军大将满宠也看到了合肥的重要性,因为吴军多次从庐江合肥一带进攻淮南,满宠向魏明帝上表: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来攻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陈述了合肥对于魏国的重要性,经过辩论,魏明帝采纳了满宠的建议,在合肥旧城外30里建新城。相对于旧城,新城纯粹是一个军事据点,西晋统一之后,新城没有了前沿的价值,最后也就废弃了。不过在当时,合肥新城的战略意义非常明显,就在新城建成之后当年及第二年,孙权两次率10大军攻合肥,两次都被满宠打败。这两次加上被张辽打败的那次,孙权在合肥栽了三次跟头,而且这三次都是典型的以多打少,最后被打败的案例。(假想一下,如果吴军的统帅是孙策,战绩应该没这么耸吧?)孙权连栽跟头后对开疆扩土失去了信心,他死后不久,东吴权臣诸葛恪趁司马师废曹芳及头一年丁奉雪战之胜,大举攻合肥,魏军牙门将张特率三千人固守。结果吴军攻城三个月,双方都打得疲惫不堪,眼看城要破了。这时张特耍了个花招,他派人跟诸葛恪说:“我们魏国法令规定,围城百日外降,不株连守城者家属。现在已经九十多天了,您再缓这么几天,满了百日,俺们就好降了。”诸葛恪一贯骄傲自大,也没细琢磨就答应了,下令停止攻城。没曾想张特玩的是缓兵之计,一见吴军后退,立刻连夜抢修工事,到第二天,他站在新修好的城墙上大骂诸葛恪弱智。诸葛恪给气得八窍生烟,吴军士气也极其低落,后来东吴军中流行瘟疫,东吴第四次围攻合肥也以惨败收场。诸葛恪回国后,被孙峻发动政变杀死,东吴陷于内斗,再也无力发动攻势,西晋建立之后,晋军沿汉水而下,破建业,东吴覆灭。合肥的战略意义也就此终结。

  展开全部魏国 陈仓(诸葛亮六出祁山) 襄阳(襄樊战役) 合肥(逍遥津一役) 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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