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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墙曾面临拆除 老干部称可防

归档日期:06-10       文本归类:防原子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正在争吵的两方都不做声了,主张拆掉城墙的工业专家无话可说。对于主张保留城墙的人而言,这个理由是他们绝没想到的,他们中有人师从梁思成,主张保留城墙的理由很单纯:保护传统文化。

  那场让老干部终结的争吵发生在1950年代初。西安正在制订建国后的第一个城市规划。

  那时,西安还“蜷缩在城墙里”——一个小型发电厂、一个破落的棉纺织厂,以及设备陈旧的面粉厂和几家手工作坊,便是这个城市的“全部工业基础”。“一五”期间,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中西部地区接受苏联援助的35个军工项目中,有21项安排在川陕地区。1953年,正在讨论的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也需要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

  此前,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曾提出总体设想:保留老城格局,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放在东西郊区,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在梁思成的学生、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峙看来,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

  苏联的工业专家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有多家大型军工企业将在西安建成,大量北京、东北和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迁入西安,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有人强调,工业企业布局应该距离旧城更近,最好“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

  在一次拍板定论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旁听,工业专家要求从工业发展和交通问题的角度考虑,而仅有的两位规划专家却坚持当初的设想。双方意见分歧非常大,争论进入白热化,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

  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几位老干部的表态:抗战时期,就在城墙上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可见“城墙有利于防空,符合人防备战要求”。最重要的是,“城墙有利于防、防地面冲击波”。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核战的阴云仍笼罩着中国。防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所有人都无话可说。西安的规划方案就这样敲定下来。

  1952年,首都北京已经停止了修缮城墙的工作,并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扒城砖取墙土了。1954年,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外城城墙已经拆得如火如荼,全国都开始跟风拆城。

  有不少陕西省领导,不甘落后于人,提出“拆掉西安城墙,填平护城河”。当时的口号是——“拆除封建王朝的陈墙旧砖,矗起一个新社会新城市”。西安的市民们也开始效仿北京,纷纷上墙扒城砖,拿去盖房子了。

  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曾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参与过“二虎守长安”战役和西安事变,对西安城有极深的感情,他反对拆掉城墙。在将此事上报中央后,他的意见受到周恩来、陈毅的重视。

  随即赵寿山召开会议,强调:“西安是我国历代名城,也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古城墙是文物古迹,我们一定保护好城墙,把西安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1958年1月,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道:“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两个月后,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早在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主要保护好包括城墙在内的北京旧城,将行政区搬到郊区。这一方案很快就被抛弃,北京城墙的命运也在那时被注定。

  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召开了关于城墙存废的座谈会。会上,“拆除派”的人数已经远远大于“保留派”。同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请示: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陕西省委做出批复,原则上同意拆除城墙。这次的反对者是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但他的意见马上就淹没在“建设新西安”的浪潮中。

  拆墙派认为:西安市城市建设应当完全服从“现代化”的需要,“服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人们意识形态上的现代化要求”,城墙已经失去“实用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强调保留,实质上就是“复古主义”。

  在北京,拆城时动用了大型机械。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的韩骥,目睹了推土机一步步铲倒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过程。在建筑系,他因公开支持梁思成的观点,被扣上了“走封资修”的帽子。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夏煤矿城市石嘴山。直到1973年,他来到西安,后来担任过西安市规划局局长,成为西安城墙保护者的一员。

  对于1958年西安拆城的力度,韩骥说:“西安城墙的拆法,跟首都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有几个人站在墙头,用铲子和锄头从上面往下扒砖,墙边竖着手脚架,底下有工人接着。”武伯纶的儿子武复兴,回忆起西安当时拆墙的场景时说,他后来曾担任过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几乎绝望的武伯纶和几位文物界的老同志,越级向国务院上书。得到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59年9月,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

  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30日,陕西省文化局拨款整修西安城墙。

  这引发了拆城派的强烈不满,有人估算说,拆除城墙可增加城市用地近2600亩,在职工住宅紧张的情况下——“花巨资维修城墙不如给老百姓建住宅!”

  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遭到批判。时任陕西省委张德生的发言稿中,揭发了习“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便是下令“不许拆西安城墙”。被撤销一切职务,1965年被下放河南。这位生于陕西、对城墙有着深切感情的领导人,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家乡了。

  此时的武伯纶,也完全被打倒,成了“反动派”、“学术权威”和“叛徒”,很多书稿和笔记都被烧掉了。这位著有《西安历史述略》、《古城集》的文物专家,在被批斗时,还在呼喊:“文物是一次性,城墙拆了,是不可再生的。”

  没有了“保护伞”,西安的城墙只能听天由命了。它将独自面对“破四旧”的运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两个月后,中央通过了《关于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几个稍具规模并保存完好的城墙了。北京、南京和开封等城市的城墙,都奄奄一息了。

  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西安古城墙和钟鼓楼:历史、艺术和科学》一书中,给出这样的原因——相对于其他地方,西安大专院校云集,西安的以大学生为主体,可能文化水平较高,以及西安古城人们对古城墙和钟鼓楼的爱护,保护了这些国宝。

  当时,西安城隍庙、鼓楼、牌坊牌匾、名人故居、庙宇、古籍都遭到砸毁焚烧。甚至试图挖掘法门寺宝塔下的舍利,良卿法师用的方式,才逼退了那些狂热的年轻人。

  那个经历过无数次战争的城墙太大了。它周长近14公里、12米高、底宽18米、顶部均宽14米,“就算把它推倒,依然是一座墙。”武复兴回忆说:“()各自为政,又没有大型工具,对市政工程没有话语权——而市政早就瘫痪了。”

  1968年年底,解放军部队收缴了西安城内各造反派的武器。随后,知青下乡活动开始。

  但折腾并没有结束。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的备战形势紧张起来。1972年,中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全国开始了挖洞工程——军队、老百姓开始在地面、山区、土坡上挖防空洞,随时做好“和苏修战斗的准备”。

  西安则在墙上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在城墙上挖洞躲避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城墙就此重新获得了些许存在的价值。据后来文物部门统计,总长度近14千米的墙里,错综复杂的洞有41千米长,其中内城1000多孔、外城650多孔。当时,很多工厂和单位,以挖洞为由,还将仓库设在了城墙里。

  在北京,人们开始拆掉了内城城墙,修建具有军事功能的地下铁路了。1969年10月1日,23.6公里线路已经通车。那是更现代化的防御手段。

  西安市城防工程指挥部也要求,拆掉古城墙、效仿北京修地下铁,并向上级提交了申请报告。已经被军管的陕西省委,很快批准了这项计划。

  讨论实施拆古城墙修地铁方案时,时任西安市革委会基建办公室城建处处长张景沸明确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工程浩大,资金难以筹措”。张景沸曾经参与过1954年西安总体规划制订,主张保护文物古迹。

  在当时,资金问题才是最好的理由。经过运动的无序与混乱,这个当时有120多万人口的城市,刚刚喘过气来,已经没有什么本钱去搞大工程了。“拆城修地铁”的工程不了了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个人力量,保不住这座墙。”韩骥说道,“同样,拆掉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这样,西安的城墙跌跌撞撞地熬过了“文革”,只是被“扒掉了一层皮”——某种程度上,它靠自己庞大的身躯保护了自己。

  1970年代末,西安的城墙已经快成了一圈土墙了,墙体的青砖被扒掉了很多。按照当时的统计,墙体毁断14处,计1225m2,外墙青砖被扒18460000m2,墙体有洞穴2100孔,总塌方量超过200000m3。

  1970年代,作家和谷正在西北大学读工农兵大学,这座苍凉的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古城墙风景》一文中写到:“古城墙,被这个大都市遗忘了,抑或将它当作碍人手脚的废物,却又困惑于无法处置它。”

  “文革”结束后,西安又一次迎来了大建设的时期。西安城墙的去留问题又一次摆上了台面——这是它面临的最后一次“命运审判”。

  那时,一些经济学专家在“寻找陕西落后的原因”时说道:“西安城墙是陕西人头上的紧箍咒,束缚遮挡了人们的视线。”

  已经调到西安市规划局工作的韩骥,正负责起草新的城市规划。在一次会议上,房地局的领导认为:拆了城墙,空出来的地方都可以盖住宅,而且拿着账目说明——这可以解决“大量群众的居住问题”;而交通部门的领导还是那句老话,城墙阻碍城市交通,希望拆除后,铺上更宽阔的马路,让更多的车辆通过。

  “武伯纶先生大致是这样回答的——国外也有城墙,人家的交通是怎么解决的?你把西安的文物古迹都拆了,能盖更多的住宅,那西安还是西安么?领导们都不说话了。”韩骥回忆道。舆论也开始倒向“保墙派”。“不过,根本的原因,还是上面已经做出决定了。”韩骥说。

  “上面”指的还是,那个昔日城墙的保护者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看到 《国内动态》发表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垣遭到严重破坏》一文后,作出指示,要求对西安城墙认真保护。

  随即,陕西省省长马文瑞将“四位一体环城公园”工程项目申报国务院,得到批准。用韩骥的话说,这是“大势所趋”。

  1974年3月,西安市东郊的临潼县,几个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西安很快成了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来访的必经之地。在对文物遗址的公开表述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了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转变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这个偶然的事件,带来了一系列的后续效应: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1982年2月,国务院转批《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通知》,北京和西安在同时第一批入选。在1980年代初,西安的旅游收入,占到了陕西省全省旅游收入的97%。人们发现,保护传统文化不是只会赔钱。

  在时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韩骥看来,兵马俑的发现,对西安城墙后来的保护,起到了“偶然却巨大”的作用。

  1985年,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没有人再提出拆掉城墙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需要去找其他理由留下它。保护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观念,终于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

  大西国太郎告诉他,当年,中国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给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写过信,希望他们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信中还附上图,标记着那些古建筑的位置。对于梁思成,这个日本人有多么感谢,就有多么惋惜——梁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可保护不了自己的首都。

  在中国,梁思成曾经试图保护包括北京的城墙,可他失败了。在几乎同样的时代,西安的城墙却能跌跌撞撞地得到善终。韩骥常常想,西安的城墙太幸运了,那是在无序中的幸运。大西国太郎不这么认为——他也造访过西安,被恢弘的城墙所震撼——这个虔诚的佛教徒说,你们的历史太过悠久,这是上苍对中华民族的恩赐,它不允许你们把祖先的城墙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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